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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原 华 国 锋 |
还原华国锋
——关于华国锋的若干史实
八零后出生的年轻人大概很少有人知道华国锋，对他们而言，这一人物并不存在。既便存在，也只是一个似有似无的影子。在官方的叙述中，他更多是一个碍事的角色，被摒于所谓“三代领导集体”之外，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更顺畅，更完整。对于一位曾在共和国历史上集党政军最高职务于一身的中共领导人，这种情形是很可骇怪的。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他，历史将是另一番光景，没有他，历史的叙述会中断。他是真正改写了历史的人。
华在历史上的遭遇，不但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有关，也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就前者而言，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和他的权力来源是相当含混和矛盾的。他所继承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既无法终止，又无法继续的局面；而他的权力既来自毛的指定，也来自“粉碎四人帮”的行为。这其间的矛盾不言自明。他既是“四人帮”攫取最高权力的阻碍，也是别人通往最高权力的踏脚石兼绊脚石。作为绊脚石，尽管有毛的钦定，尽管“党政军”集于一身并立下“粉碎四人帮”的历史功勋，但在一个“论资排辈”，讲根基讲实力讲权谋的官僚集团中，都不能成为他的护身符。而他忠厚老实的性格（毛看中的就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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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仲夷的最后日子 |
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悄然去世。令人万分惊奇的是，1980年的这一天，竟然正是他来广东上任的日子，这期间，不多不少，正好25年
1980年11月，任仲夷在珠海视察
2004年任仲夷在家中小院，对面是东湖
任仲夷在三亚海滨
爷爷很爱我。我情绪放松，甚至舌头也伸出来——孙子在照片上题字
一退到底
在任省委书记的后两年，任仲夷已经年过七旬。多年超负荷的劳累，他的身体严重衰竭，已接近油尽灯枯了。
1984年2月，邓小平第一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并出乎意料地题词肯定，这应该是特区历史上最大的事件了。但稍稍关注这一事件的人都会发现，在陪同的人群中，竟然没有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原来，此时的他正在北京住院治病。他的心脏每天早搏3万次，胆囊剧痛不止，若不马上手术，随时危及生命。当时正是对特区非议甚嚣尘上的时候，也是特区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之前，他曾多次邀请邓小平来深圳，可都被借故推托了，说还要等一等看一看。可现在，突然间，邓小平要来了，而他的身体又不允许他陪同视察。
一个是特区构想的总设计师，一个是特区建设的总执行官，如果他们两个人能在深圳会面，将是一个多么富有特殊意义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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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谢静宜 |
熟悉“文革”历史的人，都知道谢静宜这个名字。从1959-1976年，她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了17年的机要秘书，主席亲切地称她为“小谢”。
那风风火火的17年，小谢叱咤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曾被主席亲自点名为北京市委副书记，这是主席身边工作人员荣任的最高级别。随着“文革”的结束，她被宣布隔离审查……
如今，她已从北京市委某单位退休，过着极其普通的生活。
作为“文革”敏感人物，谢静宜是绝少在媒体抛头露面的。她不愿意接受采访和拍照，每次在纪念堂参加活动，遇到记者问话或投来的好奇目光，她就对同行的人说：“我们还是走为上！”
但是她12月5日接受了我们的采访，并且谈得很愉快很尽兴。这些年，她一直默默地写一些怀念小文章，她说：“有的人见主席一面就能写出一本书，若让我写，一辈子都写不完。也许我的文章没人家写得美，写得漂亮，但它都是真实的，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我希望通过我反映出真实的历史，真实的毛泽东。”
今日谢静宜
谢静宜的家就在北京土城路塔院的一栋旧楼里。面前的谢静宜不是传闻中张牙舞爪的模样，而是极端朴素，一脸真诚的笑意。她热情地把我迎进门，双手握住我被寒风吹得冰凉的手，一股暖流从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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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
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成立的一个组织，是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因而也是“十年浩劫”的具体制造者。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的地位是怎样的？这是讨论文化大革命应该和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里，我用“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的题目谈谈这个问题。
毛泽东成立中央文革小组代替中央书记处乃至中央政治局，这为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文化大革命急先锋的江青提供了呼风唤雨的平台。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陈伯达，江青是副组长，但在中央文革小组执牛耳者是江青。陈伯达是傀儡，是“刘盆子”。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独裁”和“专政”，这是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当年的红卫兵说“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这是很到位的说法。陈伯达和其他一些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作为当事人，也都这样或那样地谈过这个事情。
陈伯达回忆说，“江青是文革第一首长”，她“在小组中横行跋扈”，“瞎想瞎说，并且说了就算”，“把小组当作她独立的领地”，实行“独裁”，“胡作非为”。（《陈伯达遗稿》，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109、81、87页）
王力回忆说：在中央文革小组中陈伯达“不过是个傀儡”，“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是听江青的，陈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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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 |
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
——访国家农业委员会原副主任杜润生
胡耀邦与农业改革
记者：1979年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农委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并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中央任命王任重为农委主任，您担任副主任，您算是又回到农口了。中央调您有什么考虑吗？
杜润生：农委刚成立时，我是副主任之一，另外两个人是张平化、张秀山，后来又加上李瑞山、何康，其他委员多是兼职。
为什么调我回归农口呢？我想可能是毛主席逝世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要加强农业，纠正过去“左”的东西。新任命的农委主任王任重曾和我在中南地区一起工作过，相处关系较好，对我的印象不外是熟悉农村情况，敢于替农民讲话。你们知道，1955年，我犯了所谓的“右倾”错误，当时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批评我说：农民观念数你强，了解情况材料数你多，就是政治上弱，看不清大风向。现在风向在变，也许因此而调我到新成立的农委工作。
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安徽、四川的农民开始了自发的群众性的包产到户，在万里和赵紫阳的支持下，对既往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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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和他们控制下的舆论工具大量的歪曲宣传，把这个问题搞得混乱不堪。为了深入批判“四人帮”，肃清其流毒和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拨乱反正，十分必要。
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
怎样区别真理与谬误呢？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就提出了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这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理论，是否正确反映了客观实际，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会实践来检验。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
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毛主席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论》）这里说：“只能”、“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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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授军衔的广西籍将军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5年最早获得将军衔的广西籍将军有：
韦国清 上将，东兰人。李天佑 上将，临桂人。韦 杰 中将，东兰人。
冼恒汉 中将，田阳人。莫文骅 中将，南宁人。覃 健 中将，东兰人。
韦祖珍 少将，东兰人。卢绍武 少将，武鸣人。吴 西 少将，扶绥人。
欧致富 少将，田阳人。姜茂生 少将，凤山人。黄一平 少将，贺县人。
黄惠良 少将，平果人。黄新友 少将，百色人。覃士冕 少将，东兰人。
覃国翰 少将，都安人。
以后，1961年晋升为少将的有张英（黄文荃），灵川人；1964年晋升为少将的有朱鹤云，田东人。
韦国清（1913~1989），东兰人，壮族。1928年，参加农民自卫军。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编入中国红军第七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随红七军北上江西中央苏区，参加了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在突破乌江天险、抢渡金沙江等战役中建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抗大第一分校副校长兼教育长等职，培养了大批军政人才；任八路军山东纵队陇海南进支队政委，新四军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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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内民主缺失的教训 |
1958 年2月,彭德怀送来一篇文章,征求我的意见。这篇文章是他在纪念苏联红军建军三十周年大会上作报告的初稿,文中说:“把正规化现代化同我们在长期革命斗争 中建立起来的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对立起来看,当作全面的建军方针,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错误的,因为正规化现代化这两个口号没有联系政治内容,所以在军队中 曾经引起了一些认识上的偏差。”
我对彭总否定正规化和现代化两个口号的说法不大赞同,联系到他对军事学院教学工作的评价,感到有必要同他交换一下意见。于是,就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在信中写到:“我们过去提出这个口号对不对?我认为是对的。因为正规化是对游击性说的。当着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胜利的时候,我们处于农村,生产力低和 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各个地区产生起来的军队,除了党的统一领导和统一的战略战术思想外,其他如编制、装备、供应、作风、制度等等,都不统一,这是完全可以 理解的,也是正确的。……全国范围胜利后,我军有全国经济基础(其中有百分之几十的现代工业,而且比重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而逐渐增大)的支援,又有 苏联等国家对我的援助,前述情况就基本结束,因而提出正规化的口号,这是合乎历史发展情况的。与正规化口号同时提出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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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 |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内政策开始了根本的调整。中央没有就过去的对外政策做过较全面的总结，但是，对外政策是不可能不做重大调整的。
对外政策为什么必须调整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14个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以苏联（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5个独立国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主席于1957年曾宣称：“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经过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也就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苏决裂了。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的对外工作的极“左”达到了顶峰。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世界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当时另一种说法就是“外交服从革命”）。我们公开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这就违背了中国倡议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9年4月，林彪《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了列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的论断，还引了毛主席的指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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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家屯当年外逃内幕 |
1983年起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许家屯，在1990年突然退休，同年逃离香港，长居美国。外界一直说他的出走，是情非得已。作为目击者之一的周南，却在新书《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中，道出了当中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以下为有关节录。
一亿美金组公司后破产
许家屯贪图物质享受，到了香港这花天酒地的地方，很快就投降了。他向赵紫阳要一亿美金，说是要按香港方式办企业，取得经验。他组织了一个公司，把自己的亲属都塞进去了，结果公司破产，亏了公家，肥了自己。
后来，各方面对他反馈的意见到上面，大概是1987年，反映给姬鹏飞，就让他回来。开过一个小会，港澳办的人给他提意见，我也参加了。会议还出了简报，他很紧张，以为要撤他。
后来又发生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大亚湾核电站。那时候有的国家的核电站出了点事故，但是总体上是安全的。香港的一些人就趁机鼓噪，说大亚湾离香港太近，出了事故会殃及港人，搞签名运动，说签名人达到了多少万了，向我们施加压力。
这个时候，许家屯害怕了，他给中央发电报建议迁址，说否则的话还要闹得更大，签名要达到五十万人了。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那么一闹，你就迁址，如果将来再搞个签名运动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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